国际档案中的中国抗战史,河南大学教授黄明举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

北宋名僧惠洪是中国佛教史和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其著述范围之广,在两宋禅林中可称第一,后世僧人也罕有其匹。他既致力于佛教论疏、禅门旨诀、僧史僧传、禅门笔记、语录偈颂的撰写,又流连于世俗诗文词赋的创作与诗话、诗格的探讨,甚至偶尔旁及儒书注释。据各种僧传、书目、方志记载,惠洪一生著述有二十多种,一百八十卷,去其亡佚和重出,今存著述尚有十种一百零四卷。惠洪的诗文集《石门文字禅》正是他整个撰述理念以及写作内容的集中代表,不仅体现了佛教内部禅教合一的倾向,而且也显示出僧人借鉴士大夫文学传统而交融儒释的自觉努力,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挣扎于出家忘情与世俗多情之间的诗文僧的绝佳样板。

11月30日上午,应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邀请,河南大学教授黄明举应邀来我校讲学。报告会在物理南楼二楼报告厅举行。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相关专业师生百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搜集中国抗日战争史资料,是深化抗战史研究、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学者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全球资料,开展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石门文字禅》共收古近体诗一千六百五十八首,各体文五百三十五篇。惠洪的诗文创作主要继承了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元祐文学传统,同时借鉴佛教禅宗的思维方式及部分语言特点,文字与禅的双向交流融会,使他成为宋代禅僧文学书写的典范。惠洪的文学观念受苏轼影响很深,主张“风行水上,涣然成文”“沛然从肺肝中流出”,他写作诗文常以快意为主。佛教义学经论的博辩无碍,禅宗语录的灵活通透,则从般若智慧方面给他的写作以更多的助益。同时代的圆悟克勤禅师称他“笔端具大辩才,不可及也”。

黄明举以《贵金属基核壳纳米粒子的性质及其应用》为题,介绍了贵金属核壳纳米粒子具有独特的光、电和催化性质,使其在材料科学、生物物理、分子电子学以及基于表面增强效应的荧光工程学领域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报告综述了贵金属核壳纳米粒子的制备方法及应用,并对贵金属核壳材料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比如,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档案生动记录了国破家亡关头国人的反应和认识,哈尔滨商民代表致函李顿代表团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清华大学自治会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相关档案达千万字,必将极大地推动“九一八”事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惠洪诗文在他生前就已被传抄。《石门文字禅》在他死后由其弟子觉慈编成。宋代各本皆久已亡佚,刊刻情况不详,今存最早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五年径山寺刻本,今见各种《石门文字禅》都出自这一版本系统。惠洪诗文早在南宋就传至日本,在室町时代五山禅僧文集中,常能看到对其诗文的征引评论。遗憾的是,日本今存版本也都出自万历本系统。比如宽文四年田原仁左卫门刻本,版式与万历本全同,只有几处句子旁夹注异文,略可供校勘。宝永六年日本曹洞宗僧人廓门贯彻《注石门文字禅》刊刻问世,其注底本虽出自万历本,但它是中日学界迄今为止《石门文字禅》的唯一注本,承载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2012年,张伯伟等人整理校点《注石门文字禅》由中华书局出版,嘉惠中国学林,为功匪浅,对于宋代文学、禅学、域外汉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廓门的注释受制于其时代、地域及知识结构的局限,多有纰缪疏漏,其对于儒释的“古典”尚能征引,而对于北宋士林、禅林的“今典”则多付诸阙如。而中华书局整理本在文字校勘和标点断句方面,尚存在不少讹误和可堪商榷之处。

报告结束后,黄明举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互动,就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和讨论。

比如,在中日历史问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除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外,中国学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国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档案文献,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图像资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不仅证明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性、蓄意性、计划性;也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发生之时,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和东京两场审判,进行了繁复的质证和细致的审判,确保了程序和判决的正义;日方细致的粉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揭露下真相毕露。全球性的资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也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跨学科方法进入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不仅摧毁了右翼的各种谬论,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战争犯罪性质。

为推进中日两国宋代文学与禅学研究的发展,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身份与日僧廓门贯彻展开相隔三个世纪的对话,同时也为了使惠洪诗文集的价值更清晰地展示于世,十多年前,笔者为自己设定了重新全面校注《石门文字禅》的任务,以期利用自己长期研究宋代禅宗文学与参加《苏轼全集校注》的经验,利用当今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古籍检索的便利条件,尽可能给读者呈献上一部更为完善、更便于阅读的新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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