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开掘传世古文字资料的时代价值,旅游学院

1月2日下午,北京枫烨园酒店一行五人应邀为旅游学院2019届毕业生做行业认知和就业指导讲座。北京枫烨园大酒店财务总监王彤、培训部经理迟晓峰担任主讲,旅游学院2019届毕业生100余人参加了活动。

古文形体因屡经传抄、摹写以至发生讹变,不易辨识,但其学术价值却十分突出。对于出土文献而言,古文的作用是简明而直接的。王国维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把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与古籍记载相互结合以考证古史。而传抄古文记录的是古文字形体,正可以之与地下出土古文字资料相互印证,这对于识别出土古文字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学者利用古文考释疑难古文字形体的例子屡见不鲜。传抄古文也会促进传世文献研究。很多古文的出处便是传世典籍,如三体石经古文出自《春秋》《尚书》,《汗简》等书采录的文献达数十种。研究古文对于典籍中字词训诂、文字讹误、通假现象等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古文资料对于历史研究也颇具价值。很多以古文刻写的碑铭本身便是难得的史料,如蔡氏古文墓志、陟州东海碑、黄季春墓志、范氏墓群所出古文砖铭等材料,篇幅较长,记载了很多重要史实。

陶侃介绍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及社会发展趋势,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教学形态。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是智能时代的特征,二是智能时代教育的新命题,三是STEM/创客/游戏化学习。陶侃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走向成熟,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创新应成为必然趋势,培养学习者探究、创新能力成为教育的必然要求,探索应用STEM教育、创客教育以及游戏化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已成为必然选择。

迟晓峰首先介绍了酒店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详细讲解了酒店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及未来发展路径。随后王彤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为同学们进行了就业指导,希望同学们怀着青春热情,发挥自身素质优势,不断学习、尽快成长,在新时代建功立业。

在众多字体中,古文圆润奇古,生动华美,不仅能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个性,还可彰显作者的学养与水平,所以颇受文人青睐。同时也应注意到,古文屡经摹写,以致形体古奥奇异,不易释读。所以今人在见到古文作品时,往往无法做到正确的识别、理解。如山东高唐县出土的金代虞寅古文墓志盖铭,原整理者不识,误将古文当成女真文字;重庆酉阳曾发现以古文书写的三字经,有的学者怀疑其是苗族文字,有的则认为与女书、水书相关;山东章丘市文祖镇龙泉庵前存有一副古文石刻楹联,学者不识,或误认成道教文字。至于古文印章,人们给出的释文更是错误迭出。所以,我们对传抄古文材料的认识、了解还应进一步加强。

(教育学院 朱 珂 谢青青)

旅游学院高度重视加强与全国各地优质企业合作,并以此为平台,提升学生培养质量。此次讲座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优秀企业高管的机会,有利于学生进一步了解所学专业发展前景,提高行业认同感,从而提升其到相关行业就职的积极性。

总体来看,对古文材料的研究与利用还可再深入。首先,应该建设古文电子资料库。科技的进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利用大数据、云平台建立资料库对于古典文献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出土古文字资料如甲骨文的资料库建设已在进行之中。同样道理,也应建立传抄古文资料库,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材料的价值。其次,需对印章等散见的古文材料进行搜集、研究。大宗古文材料如《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已有很多学者关注,古文碑刻的整理工作我们已经完成,但古文印章等材料目前还缺少集中的搜集与研究,这项工作是对以往的总结,其有助于了解古代的社会风气、文化现象、文人心理等,同时也可为今人治印提供借鉴。最后,当代艺术创作应该重视古文材料。古代的石刻、铜器、玺印、书画等艺术创作,都大量使用古文,其艺术效果独特鲜明;而现今的书画、玺印作品中很少能见到古文。任重道远,我们有义务将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并发扬光大。

10月21日上午,应教育学院邀请,《远程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陶侃在田家炳812报告厅作题为《跨界•探究•体验•启示——从STEM/创客到游戏化学习》的学术讲座。学院部分教师、教育博士、硕士研究生100余人聆听了本次报告。报告会由教育学院副院长李醒东主持。

据典籍记载,较早擅长书写古文的是东汉末期的邯郸淳、卫觊、张揖等人,更有学者怀疑三体石经便出自他们之手。唐代对书法极为重视,教学机构中曾专门设立古文课程。《新唐书·选举志上》卷四十四:“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两岁,《字林》一岁。”“石经三体”即三体石经。唐代较为著名的古文书家如瞿令问,其分别以古文、篆文、隶书书写阳华岩铭;又专以古文书写窊尊铭,元结赞其“艺兼篆籀”;瞿中溶谓之“篆学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同时期的卫密、董咸等人对古文笔法亦有专攻,且技艺精湛。宋代崇尚复古,伴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古文资料也倍受重视。郭忠恕、夏竦不但辑录古文成书,而且擅长篆写,如前者所篆三体阴符经中便包括古文,此碑流传至今,现存于西安碑林,属稀见珍品。同一时期的梦英、陈恬、孟孝孙也皆有古文作品传世。金代著名书家党怀英也擅长古文,现存的王安石古文诗刻便出自其手,《金史》本传云“怀英能属文,工篆籀”所言不虚。金、元时期的古文往往见于道教、佛教、府学所刊立的碑石之上,这说明当时古文多用于与宗教、教育密切相关的庄重场所。明、清时期,古文碑刻材料也偶有出现,如黄道周所书其父黄季春墓志、许穆所书陟州东海碑等,但数量上较宋、元时期明显不及。

讲座结束后,陶侃与学院教师、研究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耐心解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除了碑刻材料外,艺术作品中大宗的古文材料便属印章了。古文入印现象较早从唐代开始,如流传至今的“敦实”铜印便以古文刻写。宋代之后,古文印章有所增多,不但存在传世品,考古发掘中亦时有出现。如陕西旬阳县宋代窖藏出有“为善最乐”古文铜印一方,此与毓庆宫旧藏一枚印章印文相同。金代也有古文印章发现,如道士阎德源墓出土一漆方盒,盒中装有五枚牛角印章,其中四枚以古文刻写。元明以后,尤其是清代,古文印章开始大量涌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元代前后的印章材质有所改变,石料逐渐成为治印主材,其不但便于操作,且极为易得。另一方面,文人自主意识逐渐觉醒,猎奇嗜古最能激发人的审美情趣,古文恰好符合这一需要。据我们查检,这一时期见于各个印谱及书画作品的古文印数量达到千枚以上。清代后期直至民国,古文印章开始衰落,数量逐渐减少。新中国成立以后古文入印现象则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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