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郭戈教授来我校讲学,生活政治

《礼记》通过规范礼乐活动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常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贵贱有等、亲疏有别,由此可以明确与固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是由于自然因素带来的,如年龄、性别、血缘等;有的则是由社会因素带来的,如身份(君臣、师生、父子、夫妇、嫡庶等)、等级、官职等。不管何种因素所带来的差异,礼乐制度都是表征这种差异的主要手段,也是固化差异的主要途径。随着礼乐表征的差异而来的是权力以及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由形式上的差异带来了实质上的差异。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意味着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使得礼乐制度具有了政治意义。《礼记》以及其他礼书所强调的日常生活的形式差异,最终体现的是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实质差异,这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范式参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礼记》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活政治”的政治哲学范式。

道教,被西方学者视为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大的文化基因库,保存了丰富的文化传统。较而言之,世界各大宗教经典几乎都得到了非常精深系统的研究,唯有道教的《道藏》是个例外,作为道教经籍总集的《道藏》长期以来饱受冷落,无人问津。1910年,刘师培旅居北京白云观,他抛开成见,通览明《道藏》,后来发表《读道藏记》,乃空谷足音。1911年,法国神父戴遂良发表了一份明道藏的目录。这份目录是转译自明代道士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戴遂良最大的问题是未校勘道藏原书,由于他依据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白云霁失录的道藏文本,他也失录,因此有不少的错漏。翁独健1935年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以戴遂良的目录为基础并修正了他的错误。此外,马伯乐对道藏研究贡献巨大,他对道藏文献的研究是拓荒式的,创造了被称为“内部文本批评法”的具体文献断代法。当年他在全无道教知识的情况下,凭着对文献内在理路的判断,解析出上清和灵宝两大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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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是人类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儒家礼乐传统中,衣冠制度往往还具有政治意义。在《礼记》中,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为维护秩序与等级的工具,外在化的衣冠区分等级、官阶、身份等,往往承载和传递着内在的丰富政治价值与政治信息。由于其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衣冠还成为了表达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的工具,人们通过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种衣冠样式、佩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必须要接受衣冠礼仪的规训,从而成为符合礼仪传统的知礼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成为政治事务,从生活文明转移到政治文明。

施舟人主持的欧洲“道藏工程”肇始于1976年。在巴黎举行的欧洲汉学大会上,施舟人提议启动一项《道藏》研究工程,旨在完成关于明《道藏》的第一份详尽系统、研究性的文献学考述,考证所有经文的时代、作者、价值,概述其内容,得到参会者的支持。1978年,这一计划获得欧洲科学基金会为期四年的资助。为了更好地开展《道藏通考》研究,施舟人建立了高效协作的工作模式:将欧洲“道藏工程”总部设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专家指导委员会由鲍吾刚、龙彼德、康德谟、施泰宁格、许理和、施舟人6人组成,下设法国巴黎小组、德国沃尔兹堡小组和意大利罗马小组。每个小组通过协作研究的方式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对《道藏》中每一部经典进行系统性、协作性研究的问题,保证了研究的质量。研究既吸收整合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道教的成果,也吸收整合了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的研究成果,可谓撷百家之英,熔铸一炉。《道藏通考》还是道藏研究中跨国合作历时最长、参与人员最多的范例。从1976年开始的欧洲“道藏工程”,集29位撰稿人近30年的心力最终完成,其中有24位欧洲学者、3位在欧洲的中国学者和2位美国学者。书稿的不同部分最初用法语、德语、英语及意大利语四种文字写成,最后统一成英文出版。

10月24日下午,应教育学院邀请,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主编郭戈教授在田家炳812报告厅作了题为《教育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策略》的学术报告。教育学院部分教师、教育博士以及硕士研究生100余人聆听了本次报告。报告会由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李帅军主持。

以《礼记》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所展现的“生活政治”范式,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区分等级、规范行为、维持秩序以及落实儒家伦理政治观念的多重作用,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文明和政治文明。历史地看,《礼记》中的“生活政治”范式,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对我们理解古典中国及现代中国,以及发掘古典中国日常生活之政治维度,有着一定积极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任继愈和钟肇鹏主编的《道藏提要》。该书是第一部以提要形式揭示道教内容的大型工具书,吸收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道藏提要》仿照《四库全书提要》的体例考订介绍了道藏中道经的时代、作者、内容,不足之处是没能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朱越利编撰的《道藏分类题解》,参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道藏》重新分类,以方便现代人使用。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吸收了大渊忍尔目录的优点,乃是敦煌道经研究的一部力作。潘雨廷的《道藏书目提要》对道藏中286部道经撰写了提要,对所选道经的内容、思想和版本线索皆有考辨。《道藏通考》出版之后,《道藏》的研究仍在持续推进:2008年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出版,该书从各种文献中收罗出6000种道书书名,对多数道书进行了大体的考证;2011年《正统道藏总目提要》出版,作者萧登福以一己之力撰写了全部《正统道藏》的提要,令人感佩,该书吸收不少新近的研究成果,非常难能可贵。

(教育学院 朱 珂/文 贾彦玲/图)

《礼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书,集中展现了礼仪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操作性,它既阐述了礼乐活动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可或缺,又通过具体仪节的记载为后人提供礼仪活动的参照范本。对《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仪规范予以分析,大致可以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生活文明的精神有所领会。

由施舟人和傅飞岚主编的《道藏通考》三卷本,2004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发行堪称道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汉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道藏通考》同孔丽维主编的《道教手册》、玄英主编的《道教百科全书》一起,被公认为西方关于道教的重要工具书。与后两本著作相比,《道藏通考》的研究过程对文献版本的选择更为严格,对道经的解析也依据最可靠的研究,被誉为欧洲汉学界集大成之作。

讲座结束后,郭戈与学院骨干教师就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学术期刊投稿、学科建设等主题进行座谈。

礼仪规范与日常生活

《道藏》的历史古老而悠久,而《道藏》的研究却姗姗来迟。《道藏》缺乏系统研究的现状,直至1991年《道藏提要》和2004年《道藏通考》的出现才得以改变。而《道藏通考》对明道藏的研究,无论是从系统性、学术性、严谨性和周详性,还是从该书作为一本道藏研究工具书的实用性、索引的方便性和参考文献的翔实性,以及对西方学术成果吸收整合的力度来说,都大大超过了既往的研究,是任何一个东方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宗教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重量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郭戈首先回顾了河南大学与河南师范大学的历史,深入诠释了两个学校的发展渊源。他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将自己的大学生活分为三部曲:学习、科研、活动。他表示,学习是基础;科研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出于个人兴趣,而不是出于功利心理,潜心搞科研,多写文章,写好文章,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就会具备很强的竞争优势;活动就是要学会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多参加文体活动。最后,郭戈分别从教师、科研、教学和学生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培养和提升科研能力的具体路径,指出教师要走进试验基地、科研要联系实际、教学要有针对性、学生要成为研究者。郭戈的报告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有效融合,纵横古今,引经据典、博采众长,让在座的师生收获良多。与会教师就自己关心和学习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与他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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