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李志清教授应邀来我校讲学,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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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国理政的基础制度框架,行政区划改革与众多领域改革紧密相关。这不仅要求行政区划在相关改革中发挥更加突出的支撑作用,也要求区划管理本身更加科学高效。从体系维度上,在2018年3月5日全国人大第十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有“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把各地比较优势和潜力发挥出来”“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要求。从体制维度上,新近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合理设置地方机构”等,从不同方面对行政区划改革明确提出了新要求。古今中外,行政区划改革往往成为更大范围深刻变革的序曲和支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行政区划体系和体制至关重要。

10月17至18日上午, 应外国语学院邀请,中国海洋大学李志清教授在外国语学院Common Room作了题为“中世纪至启蒙运动时期法国文学”的讲座。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教师、本科生三十余人聆听了讲座。

10月14日下午,应外国语学院邀请,北京城市学院教授李予军在我校开展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外语人才”为主题的讲座。2018级辅导员与208名新生共同聆听了本次讲座。此次讲座由外国语学院院长梁晓冬主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是推进新时代行政区划改革的行动指南。

在17日上午的讲座中,李志清就中世纪文学的三大形式展开论述,分别涉及武功歌、讽刺文学、抒情派,并选取了部分作品的经典选段,挑选同学们进行朗读翻译,使大家透彻地理解了中世纪文学风格。

李予军以外语学习的基础作为切入点,强调学好专业知识是一切发展的基石。他阐述了国际形势对外语人才的引导意义,指出作为外语人才,不能做外语的“奴隶”,学习外语是为了了解外国先进文化知识,学以致用,为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李予军利用了中美贸易战等例子,指出优秀的外语人才应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积极了解国内外形势。在提问环节中,李予军解答了学生们有关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如何培养国际视野等问题,并指出,新时代的青年要善于利用网络,培养自主思考能力,观察世界并做出思考。

行政区划作为基础性的空间安排,与国家建设密切相关,尤其是现代国家建立初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阶段,往往引发行政区划的深度重塑。从法国行政区划的历史看,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极为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废除旧制度的辖区分割,突破自成一体的传统与习惯,以消除旧制度死灰复燃的土壤;二战后又由于省的面积过小,在省之上增加了大区一级行政建制;2014年在大都市区化背景下成立“巴黎大都市区”,合并原本的巴黎市及近郊 3省,形成多重治理格局,支持巴黎发展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城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对行政区划进行较大调整,战后日本应对城市高速发展、居民生活圈广域化特征等,建立大城市广域行政圈和广域市町村圈,2006年起日本各界又着力考量更高层面的广域合作,引入道州制度,探索一级行政区改革,建立道州与市町村两级地方自治制度。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建立了大伦敦议会和六大都市区,1986年大伦敦及六大都市区政府被撤销;2000年伴随着欧洲大都市改革潮流,正式建立大伦敦政府,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典型之一。

在18日上午的讲座中,李志清以古典主义为主线,从该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莫里哀、拉辛等入手,系统讲述了流派的发展、重要文学作品选段以及作品分析,并呈现了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思想,有助于增强学生们对整个17世纪至18世纪文学历史影响及发展历程的了解。

李予军强调,同学们要扩展视野,认真思考学术和实践的关系,积极根据自身情况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做出规划,努力做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外语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加强政权建设、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着力建立大行政区;为了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在基层实行小乡制;为了促进民族团结与维护边疆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国家确立了市管县体制,创新了设市设区模式,完善了城镇体系结构,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构改革往往相应引发行政区划体制变革及格局变动。198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两个多月后,1983年2月《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发布,这一机关机构的改革,引发了我国市管县体制推进及大中城市郊区行政区划建制的历史性转变。为了更好地把握行政区划今后的改革,有必要首先分析近年改革的新成就与新动向。

(外国语学院 王路睿)

(外国语学院 刘亚盟)

继往开来:

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关键五年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开创性的,变革是深层次、根本性的。行政区划领域的变革同样不可忽视,悄然展开着的深层次历史性变革,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确立”。

1.行政区划新型发展理念基本确立。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行政区划并不必然就是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的障碍和壁垒,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用得好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更大优势,用不好则可能成为发展的掣肘;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大家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正是这一新理念的引领,行政区划改革从全局入手,充分发挥行政区划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正在塑造更趋合理的协同格局,着力增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引导资源向发展轴聚集,破除区域合作的体制障碍;另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正在催化更趋突出的协同效应,以往省际边界对互联互通具有“屏蔽效应”,且长期处于薄弱地带,但近年这一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省际边界政区调整已超过1/5,正在成为省际联动协同的重要枢纽,甚至出现了跨地级市域的行政区划格局重组现象。

2.行政区划新型总体布局基本确立。

以往区划调整及制度供给重点考量地区发展的水平与实力,优者更优。十八大以来,行政区划改革更重视区域统筹协调,新型总体布局主要体现三大面向:面向全国城镇化总体布局,区县级区划调整集中于连接“两横三纵”重要节点城市,尤其是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城市,沿陆桥通道横轴、沿海通道纵轴等相继展开;面向“一带一路”倡议,亚欧大陆桥中极为重要的城市——江苏省连云港和新疆霍尔果斯几乎同时开展调整;面向陆海内外联动与双向开放,伴随陆海分割向陆海统筹的转变,整合岸线优势资源,陆海型城市行政区正逐步确立。同时,边疆地区的区划调整呈现“重点布局、全面带动”的特点,面向东北亚、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的重点口岸撤县设市,推动通道性界点转变为枢纽性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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