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濮建忠教授来我校讲学,商周文学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是史学研究得以展开的两大基石,两种材料的相互验证是史学家考订史实的有效方法。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群体的叙述,两种文献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乃至南辕北辙,这种情况亦不鲜见。这种现象在有关女性的文献资料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因此,我们尝试以唐代姬侍婢妾的相关文献为例,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加以分析,并借此进一步探索其对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语言大变革,第一次是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学语言由“殷商古语”变为“文言”;第二次是在1917年新文学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有必要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及其意义。

10月13日至14日,应外国语学院邀请,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濮建忠在外国语学院分别作了题为“意义理论的发展:从Firth到Sinclair再到Teubert”和“语义韵的所指和释义内容的概括”的学术讲座。相关专业教师、研究生八十余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两种文献乖离呈现

13日,濮建忠讲述了诸多语言学家对语言符号意义研究所作过的重要贡献,讨论了J. R. Firth、J. M. Sinclair和Wolfgang Teubert的主要成就,还分别讨论了他们在理论、模型或实践中的困难与不足,给学生带来了新思想、打开了新视野。

唐代,蓄养姬侍婢妾的风气非常流行,她们的存在往往是满足男主人声色耳目之欲,以及为权贵们的宴饮聚会助兴佐欢。传世文献关于姬侍婢妾形象的记载多侧重于容貌与技艺,突出其以色艺事人的特点。例如代宗时,权相元载有一宠妾名薛瑶英,“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德宗时,徐州节度使、礼部尚书张建封有爱妾名盼盼,美丽擅歌舞,酒宴酣畅之际常“出盼盼佐欢”。尽管生活在仕宦豪门的得宠姬妾,其衣食奢华堪比皇家,然而在传世文献里,姬侍婢妾的社会和家庭地位非常低下,命贱如蚁,个人命运亦较为悲惨。姬妾以色事人,色衰爱弛时往往被扫地出门,或因各种原因被男主人欺凌致死,更有甚者,在特定的时刻,还会成为夫主向朝廷表示忠义的牺牲品。《旧唐书·忠义传》载,雍丘守将张巡遭安禄山叛军围困,城中粮尽,“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此外,中唐以前上层社会惧内之风盛行,主妻以残忍手段迫害姬侍婢妾致死的事件亦不鲜见。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诰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仍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其语音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其文字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甲骨文和铭文字形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其词汇意义非常古老,在历史形态上比后来的“文言”要早得多;其语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语法;除少数比喻之外,“殷商古语”较少运用修辞手法。从各方面来看,“殷商古语”都体现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都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

14日上午,濮建忠简明概括了John Sinclair的扩展意义单位模型提出的成效和意义,指出了学界对语义韵概念解读的分歧。根据Wolfgang Teubert在2010年出版的专著“Meaning, Discourse and Society”,濮建忠对释义内容(paraphrastic contents)这一重要概念的定义和对其有效的识别和处理方法做了相关讨论和综述。

然而,在以墓志资料为主的出土文献里,姬侍婢妾的生活状态和家庭地位与传世文献有所出入。首先,墓志对她们的记载在赞美姿色才艺的同时,更重人品性情。如《前邢州刺史李肱儿母太仪墓志》记载,陈太仪“妙通音乐,曲尽其妙,兼甚工巧……处身有道,事长待幼,各尽其礼”。中唐宰相李德裕任义成军节度使时,其妾徐氏病卒,他亲自撰写墓志,盛赞其“有绝代之姿,掩于群萃;有因心之孝,合于礼经。其处众也,若芙蓉之出苹萍,随和之映珉砾;其立操也,如昌花之秀深泽,菊英之耀岁寒”。其次,出土墓志中鲜见姬侍婢妾饱受虐待或迫害致死之事。在一些没有主妻的家庭里,姬侍们成为事实上的家庭主妇,打理家政,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并得到家族的认可。如《唐前申州刺史崔君故侧室上党樊氏墓志铭》记载,樊氏“内和外敬,志洁诚端,承正室之苹蘩,主宾馆之馈遗,胤绪昌矣,姻族赖之”。即便在有主妻的家庭里,姬侍婢妾与主妻亦可和睦相处,如《亡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记载,这位王夫人不仅允许女奴为其夫侍寝,而且“以己之珍玩之物,俾自选以宠与之”,以至其夫在墓志中对其“宽容柔顺恤下”的襟怀大加褒扬。

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尚书·周书》、《诗经》雅颂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的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差异十分明显。西周沿袭“殷商古语”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周初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西周统治者对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西周初年重要文体如文诰、铭文、甲骨文、颂诗都是来自殷商,按照文体形式要求,西周作家必须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如西周文诰、雅颂诗歌、铭文语言互渗,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在周人手中得到高度发展。

讲座结束后,教师与同学们结合讲座内容与濮建忠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叙述分歧反映文本特点

“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在词汇难易,就是说“文言”词汇要比“殷商古语”浅显易懂得多,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远离民众生活口语、日益走向僵化的“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外国语学院 张军民 蒋中洋)

两种有关唐代姬妾的文献所反映的分歧和差异,与史料的性质和叙事特点有关。

春秋文学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在此时宣告完成。从春秋铭文可以看出“殷商古语”在春秋时期走向式微,从《诗经·鲁颂》可以看出颂诗语言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从鲁国《春秋》可以看出“文言”艺术的提升,春秋时期这三个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有着宗教、政治、审美风尚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社会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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